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
封一函
论文摘要:劳伦斯·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使翻译活动的意义得以重新解释。他批判英语翻译中的归化策略,揭示翻译话语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以此提出“抵抗式翻译”、“症状阅读”和“妄用式忠实”诸种翻译策略。此举意味深长,旨在为翻译确立自身的地位,即翻译可以被读作翻译,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不仅赋予西方译学研究以后现代的品性, 也值得中国译学反思。本文通过介绍韦努蒂的几个重要概念来昭示一种能够载荷和交汇异质文化的翻译文本,并彰显翻译活动的主体。
关鍵词:异化翻译,症状阅读,译者隐身,妄用式翻译
原载于《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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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段
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5)是上世纪末备受关注的异化翻译理论代表作。该书通过提供一系列写就历史的谱系学理来干预当今英美文化中译者的处境和行为,追溯了从七世纪开始形成的英语翻译中的透明话语历史,揭示了作为通顺翻译起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主宰和排斥,使翻译可以为本土程式服务。韦努蒂的追溯性研究是旨在培育体现在“症状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中的怀疑态度,这种译文阅读方法提示了翻译文本中同时作为或同时可以理解为典律化和边缘化的本土化过程,重新评价它们在当代英美文化中的价值。韦努蒂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同时显现和隐藏在外国文本中的透明话语有什么本土价值?透明性是如何在英语中形成外国文学的典律,以及形成英语语言国家的文化认同?为什么透明性能比其它英语翻译策略更有生命力?如果译者试图通过选择偏离透明话语的外国文本,并选择在翻译中反映这种语言和文化差异,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努力是否会建立更民主的文化交流?这样又是否会改变英美本土价值观?
异化翻译旨在限制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篡改行为,矛头直指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cultural narcissism)和帝国主义,是出于民主化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利益。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而反对英美传统中的归化并不是旨在摒弃文化政治程式, 他认为这种提倡本身就是一种程式。他引入了菲律普·刘易斯(Philip Lewis)的“妄用式忠实”(abusive fidelity)的说法。这一概念接受翻译与外国文本之间的某种妄用(abusive)和模糊的(equivocal)关系,而避免通顺的翻译策略,以便在翻译文本中体现“极度”使用外国文本的一切可能的特点。按照根茨勒的解释,所谓的“abusive fidelity”是指“妄用(abuse)或抵制译入语文化中流行的形式和价值观,使译者忠实于源语中的要素,但仍然对目的语文化的变化产生影响”。这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使译者的注意力避开概念上的所指,而转向对能指的操用,从而导致这样一种翻译,它“崇尚实验和冒险性尝试语言的用法,寻求去对应源语中的多阶质(polyvalencies、plurivocities)或是具有表达力的强势点(expressive stresses)。这种翻译策略可以被称为是一种“抵抗”,不仅仅是因为它避免通顺,也是因为它向目标语文化发出挑战。
症状阅读对于揭开当代英语翻译透明性错觉的神秘面纱是有益的。韦努蒂认为,将“症状阅读” 的概念引入翻译学是一个“历史化举措”,这又体现了韦努蒂对谱系学说的运用,很显然,就是要把精确性的典律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反观翻译研究中流行的一些批评术语,诸如“通顺”和“抵抗”,“归化”和“异化”,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透视,对它们的定义只能指涉翻译赖以产生、某些翻译理论和实践与另一些翻译理论与实践赖以进行比较和评判的文化话语的组成。然而,把这些批评范畴用于翻译研究是时代错置的,因为这些批评范畴完全是由当今的文化政治程式所决定的。当然,时代错置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必然性,但重要的是韦努蒂领悟到这样一种潜在道理:运用这些概念,其结果或客观上就是对当代透明话语的统治和通顺的本土方法的优势地位的一种对立,而正是这种归化方法,掩盖了译者的工作,同时也掩盖了英语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对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尽管人文主义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也是时代错置的,使外国文本带有当下本土价值,但也是被非历史化(dehistoricize)了的:翻译文本和译本被接受的条件被超验的主体性和透明的交流所掩盖。与此相反,“症状阅读是要赋予其历史意义(historicize):即设想某个确定的主体性的概念,揭示了翻译中的民族主义的强暴以及利已本质”。
译者的隐身于是成了一种神秘的“自我泯灭”(self-annihilation),从而进一步确定了翻译在英美文化中的边缘地位。韦努蒂指出,“译者的隐身可以看作是不对等关系的一种神秘化的说法,成功地掩盖了英语翻译中的多重因素和由此产生的效果,掩盖了所隐含的多重等级关系和隐含这种等级关系的排他性”。作为通顺翻译所造成的一种错觉,译者的隐身同时表现和伪装了对外国文本的别有用心的本土化,用透明的话语重写外国文本,而且只选择那些适合于通顺翻译的外国作品。翻译作品被埋没所产生的透明效果助长了对译者的文化边缘化和经济掠夺。同时通过限制外国文本的译介和使之本土化,削弱了外来价值观在英语中的文化资本。韦努蒂一针见血地把译者的隐身描述为英美文化与文化他者之间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自满自傲。这种自满对外表现为帝国主义,对内则表现为排外主义。
西方解构主义译学在近20年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主要表现为呼应"文化转向",扬弃封闭的套路。韦努蒂顺应了这一潮流,既使翻译学科定义得以延续并深化,又使富于使命感的西方人文主义译论在当时代获得回应。他本质上是以文化相对主义实施渗透,借力于解构主义的哲学深度,主张以异质交汇的结晶载荷于译本语言,在建构当代文明、张扬异质文化、建构崭新的翻译话语的同时,又突显翻译的文化身份,从而使翻译成为一股文化整合力量。